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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凌:家庭和家族制度,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双刃剑” | 师说
来源: | 作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 发布时间: 2016-07-29 | 45 次浏览 | 分享到:


中国家族的独特性

文 / 陈凌


在中国家族企业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对家庭和家族的界定是模糊甚至是不加以区分的。英文“family”在西方指的是家庭,但在中文中却既可以翻译为“家庭”,也可以翻译成“家族”,国外学者在研究我国家庭时似乎同样未能注意这个问题,而用“family”概之。



家庭和家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这类社会中,家庭是个体、是基础,家族则是群体,是家庭的上一级的组织形式。


从组织形态看,家庭和家族的界定非常清晰,但在理解我国“家”这个概念时却不太容易,正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描述:“提到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


“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

“家  门 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

“自  家 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可因时因地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由此可见,在中国家庭和家族事实上无法进行严格的界定,在我国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不能抛开家族而讨论家庭对家族企业的影响,这是中外家族企业最大的差异。


在以家庭为胚胎培育一个企业的过程中,中国家庭是以这样的伸缩性来吸纳资源、整合资源,并通过合作次序的扩展来吸引人才,保证内部人才协调,甚至通过泛家族化管理来最大限度地扩展自身的整合力量。



同时,费孝通在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时认为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每个人都生活于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之中,中国人的行为也因在这个关系网络中的相对地位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并且,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乡村自治”的社会,而没有西方的城市自治,这一制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家族制度历经战火和文化冲击而继续存在,其表现形式也更隐蔽和多样化。



由于家族伦理在家族乃至于其所衍生的亲属、血缘及其朋友之内形成了一个情如一体的责任和义务网络,而对于网络之外的个人或团体则是排斥到难以形成信任合作关系的程度。


这意味着,个人除了服从于家族的权威和责任义务之外,不再或很少服从外来的权威,尤其是商业利益的权威。其结果就是超越家族之外的商业组织便难以生存,这也表明非家族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太高。


在如此的社会结构下,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传统的中国家庭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高忠诚度;2、高权力距离;3、低信任度;4、追求血缘的延续;5、财产均分制。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还存在诸如父权制问题、儒家家庭和身份等级的结合问题以及传统的多子多孙的家庭观念问题都是中国家庭所特有的。对家族企业来说,家庭和家族制度就像一把“双刃剑”,它的同一个要素特征会对家族企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如图)。


事实上,这种影响会同时发生在家族企业身上,只是在家族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强弱程度有所不同,家族企业盛衰起伏的生命周期,除受企业环境影响外,是由“家族”固有的优势和劣势决定的。

当优势大于劣势时,家族企业表现为兴盛成长,反之,则家族企业衰败消亡。许多学者认为,家族制度有利于创业而不利于守业,但在全球市场变化和我国家族企业体现出来的特有的灵活性和借助于网络扩展其资源整合能力的新形势下,这样的论断可能为时尚早。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历史演变中,中国家庭也在不断演变,尤其是在中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对家庭的影响深远,大企业的国有化、公私合营以及人民公社等政策使家庭不再有经济作用而成了一个简单的消费单位。


在这一期间,中国家庭的稳定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大量的政策和体制同时又加强了家庭的责任感和稳定性,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动荡的形势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家的重要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固然伤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机制更强韧、更蓬勃发展的就是父系制度的中国家庭,因为家庭一向是中国人对抗外在险恶政治环境的避风港。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中国进入80年代以后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之中,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状态,计划经济体制规则渐渐失效,健全的市场经济规则还在逐步建立,家庭与家族规则自然就成为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支撑构件。

但是,在看到家庭和家族的影响力没有改变的同时,更要看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家庭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


首先是高权力距离逐步消失,这和祖传遗产的消失以及年轻人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关;


其次,女性在非家务经济活动中受压制的情况有所改善,华人家庭对经济发展能够起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妇女在家庭内地位的变化;


再次,“重农轻商”观念已经淡薄,尤其在中国进入转轨时期之后,更多的人愿意把挣来的钱拿来扩大规模,或寻找新的商机;


最后,传统的多子多孙的家庭观念已被改变,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改变了中国家庭的传统结构。这种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家庭和家族,尤其是它作为内动力对家族企业的组织行为的影响。